于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物画创作，塑造了不同时代的经典艺术形象和叙事情境。其间既有随社会价值判断而发生的观念变革，亦有画理画法层面的技法演进，具体呈现为其对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不断塑造、契合的进程中，在中国画本体语言层面完成笔墨程式的调适与人物造型形神观的衍变。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需要新的文艺作品，更需要适应时代社会的新的艺术表现样式。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机制的建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几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推动，直接促动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画坛讨论的主题回归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旧之争，围绕着“国画”的名称与分科、“新国画”的改造、中国画的民族形式，以及笔墨与创新等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是一系列讨论与创作的展开，使这一艺术改造的进程与社会改造的脉搏紧密共振。这种改造的效果和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蒋兆和、李斛、宗其香等画家为代表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得到展现，他们在素描与笔墨或彩墨的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在题材上进一步贴近现实社会。

我们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发展分为南北两条文脉，一是以中央美术学院卢沉、姚有多、周思聪等人为代表的北方体系，一是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方增先、李震坚、周昌谷等人为主导的南方体系。这两大体系都是沿着现实主义风格文脉发展演进的，相对而言，北方画家仍重在以严谨写实的素描造型作为基础，以素描改造、化合笔墨，注重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在笔墨上多借鉴山水画的皴擦、积染，来增强画面力度，以更好地为表现社会现实服务。而浙派人物画家则在更大程度上持守传统文人画笔墨，以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注重书法韵味与图式张力，参用写意花鸟画的笔法入画，注重笔墨的尚意趣味。

关注社会人生的主题，既是中国人物画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过渡，也是笔墨语言由文人雅趣向现实生活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初，浙派人物画的风格样式同样是以素描造型改造并替代传统笔墨观念，人物造型追求写实，画面形式相对单一，基本上停留于西洋素描式的中国画样式。以这种光影明暗规律创作的人物肖像画，常常被浙江美术学院老一辈中国画画家诟病，潘天寿就郑重而含蓄地要求年轻的人物画家先“把脸洗干净”。到了20世纪60年代，浙派人物画逐渐重视对传统中国画笔墨的理解与研究，从人物形神、笔墨结构到色彩表现都力求从传统中寻找本源，减弱素描的痕迹，凸显以简括的笔墨语言表现人物的造型。尤其是对于素描与中国画造型的关系的深度思考与实践，触及了现代中国人物画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将素描、速写融入笔墨造型，在中国画的教学中加入素描、速写的训练，以西画的造型手段来增强中国人物画的写实表现能力，也成为很多美术学院、画院人物画家的共同选择，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现代转型策略与主流艺术风格。造型与笔墨、形与神、题材与风格，这些艺术语言因素的建构与积淀，都深刻影响了现当代人物画的发展进程。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